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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三（第1页）

后来，掌权的极“左”

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，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，把我也抢救了。

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、编写教材、编撰词典的繁忙中，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。

再后来，当极“左”

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“右倾翻案风”

要进行反击的时候，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，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。

由此一发不可收，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，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老者们的远方故宅，走得很远很远。

终于，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。

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，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，告诉同胞，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。

但是，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，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、支脉太多。

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，用最感性的“宏伟叙事”

来与广大读者对话，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。

我的这个试验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。

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，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。

他说，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，那是一种文化dna，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。

大家读你的书，也就是读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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